喬安公園

　　四川省雅安市蘆山於４月２０日早上８點左右，突如其來的發生震源深度約１３公里的７級地震。在此，謹為雅安地震遇難的家屬敬上最誠意的慰問與哀悼！

　　在這場天災發生之後，從大眾參與救災的積極性，我們體會了人性「互助」的光輝。由電視轉播看到了大批志願者趕往災區，其中許多大貨車及汽車上都貼著手寫的「地震救援」標誌，更有眾多私人轎車帶著飲用水、乾糧和毛毯前往災區。這一幕幕感動的場景，頓時讓我想起，台灣９２１集集大地震時，同樣地，不分任何地區的百姓，都一樣體現出重大天災時，爭分奪秒，相互救助，無私扶持的美麗畫面：在患難中伸出「互助」的援手，傳遞溫暖的慰藉，彼此相互打氣，爭取黃金４８小時搶救受難民眾。

　　從報導中我還得知：在地震發生後不久，有大批同是四川省但距離雅安市有３００公里的綿陽市北川縣農村老百姓，自動自發地推著大鍋清粥，熱心地發給傷者、救護人員。原來他們是五年前汶川大地震重災區的縣民，感念雅安市民當年無私地鼎力幫助，這次換他們有機會第一時間來回饋，於是綿陽市北川縣全體動員，參與投入救災工作。

　　看到這樣感人的畫面，這樣正面的人性光輝，讓我不自覺地眼眶泛紅。想起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彼得．阿壢克塞唯奇．克魯包特金（​Peter Alexevich Kropotkin，１８４２－１９２１年）於１９０２年出版了《互助論：進化的一種因素》一書，闡釋他觀察到動物世界存在一種重要的法則－合作。他認同達爾文主義在自然界的法則是「適者生存」，但在動物群體卻因存在有相互之間的合作關係，反而更有利於生存競爭；同理，不會互助合作的動物種類，則更容易地加速滅亡。這文獻更加深了我對「互助」的認知。

　　其實「互助」的精髓，不單僅此優點，在人類商業行為中，它更有「共利」的加乘效果。在很多商業研討個案中記載著很多著名的合作案例，這些案例大都皆因「互助」之實，而產生豐碩的「共利」之果。以下的「家用錄放影機」規格之爭，即是最佳範例說明。

　　家用錄放影機於１９７２年最先由飛利浦推出，其規格採取Video ２０００；然而，於１９７５年Sony推出的Betamax格式卻意外地獲得市場上空前成功，隨後因其他業者競相推出相同產品，皆各強調自家研發出的規格是最受市場的優異期待，那時較為主流的格式則有JVC的VHS（Video Home System）格式、Sanyo的V-Cord及Quasar的Great Time Machine。

　　經過一番市場的無情洗禮後，Sony推出的Betamax與松下集團JVC的VHS格式最受市場的青睞。當時Sony高層採取高姿態地認為，只要能製造出高品質的產品，一定會受顧客們的認同，無需與其他規格陣營去斡旋，更不理會其他競爭對手們已私下協商，並趨向採取VHS規格來整合、統一，因此家用錄放影機正式進入二大規格戰的混戰熾熱化期。當時因VHS規格之錄影時間較長且影像較為清晰等優勢，吸引了幾乎同業的跟進，甚至連三菱、日立、東芝、RCA、Ampex等大廠都相繼表示支持，都認同VHS規格較Sony的Betamax優異，於是松下集團創始人松下幸之助建議Sony「為了整個工業著想」應趁早加入VHS陣營；但Sony以即將準備好量產為由，婉拒合作。一直到了１９８５年，VHS規格已掌握到全球錄放影機總銷售量的八成，JVC因有強大的聯盟力量為後盾，並擁有優異的產品技術當實力，最終獲得市場規格的主流，當然Sony的一意孤行態度，最終只有遭到命運之神的拋棄，認虧飲恨。

　　從以上的案例可以得知，無論東方哲理或西方科學等文明，更甚任何一種文化、學術思想，都有一個共通的最大公約數，就是以利益爲優先考量；即使是各種宗教的修道，也是爲了求利，利人利他。簡單說，不論何種文化、思想，不能獲利的，就不會有價值，且終必被淘汰。但當此利益能對彼此產生一定的影響時，就間接或直接地衍生出了「共利」的牽引，而其背後卻隱藏了一股莫大的連結力量，這股力量的凝聚就是以「互助」來驅動，進一步說明「互助」與「共利」是唇齒相依的，正如長榮集團總裁張榮發口述出版《鐵意志與柔軟心》所強調的「共利經營學：有意義的賺錢」及「利他人生：真快樂的追求」等主軸，張總裁在書中更以美國富豪巴菲特、比爾蓋茲為例，明白交代等他離開人間那天，將把所有剩下的錢捐做公益，「錢應該在人間流轉，利益眾生，而非個人獨享獨有」，一語道出他的人生信念，是「互助」與「共利」的最佳定義。

喬美國際網路股份有限公司　金融處 陳啟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