喬安公園

　　有關《兩岸服貿協議》分析討論的文章，不管是《商業周刊》、《天下》雜誌的專題、報紙的專刊，亦或各方學者、專家、讀者意見投書，我都沒放過，目的只有一個－我想搞懂《兩岸服貿協議》究竟對台灣的未來發展，是「利大於弊」還是「弊大於利」？

　　在贊成與反對雙方拉扯的意見中，若單看一方說詞，會覺得頗有道理，對比之後，又發現好像不是那麼一回事？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，還真讓人有點「霧煞煞」。誠然，反對者指出一籮筐的缺失是事實：中經院的影響評估不完整、欠缺對大陸市場的研究、相關單位事前與業者的溝通不足、協議內容無法滿足各行業需求…那到底我們要不要《兩岸服貿協議》呢？以一金融創新業者的立場，我的回答是肯定的，因為對現下弱經濟的台灣而言，開放是台灣唯一的道路。

　　曾經是民窮財困的大陸，三十年的改革開放，現在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，放眼天下，幾乎每個國家領導人莫不爭先恐後造訪，就是覬覦大陸廣大市場；唯獨台灣，政治掛帥，與大陸的經貿合作，如少女的矜持般，欲迎還拒，結果就是風水輪流轉，台灣成了民窮財困之地。

　　回顧過去，台灣幾度擁有與對岸經貿合作的大好時機，然而李登輝時代的「戒急用忍」、阿扁時代的「一邊一國」，讓台灣白白失去了最好的「天時」與「地利」之便，意識形態的「逢中必反」，這些年來導致台灣產業外移，經濟崩壞，如今《兩岸服貿協議》簽署了，儘管仍有諸多的缺失，相關的爭議若經由朝野協商，邀集各產業公（工）會，增加若干但書，應該是瑕不掩瑜的。

　　長年來，台灣內部藍綠惡鬥、意識形態之爭，已讓台灣社會內化成故步自封的「鎖國」，政治人物只問政治立場，算計利害，不問經濟民生、蒼生百姓；內向發展的媒體，不思善盡責任，開闊台灣人的視野，老是播放身邊雞毛蒜皮小事；不少公共論壇的知識份子往往陷入「反對有理」的情境，卻又提不出更好的對策…如此這般的惡性循環，已讓台灣嚐到了苦頭，四小龍之首成了四小龍之末。面對全球化無國界的開放洪流，台灣本有最好的發展機會，卻是自己劃地自限，白白地讓歐、美、日、韓搶得「大陸市場」大餅的先機。

　　現下的台灣已是日趨弱小邊陲的經濟體，如何提高競爭力，除了創新，就是開放。創新的施行，要有開放的市場，與我們同文同種的大陸，即是我們實踐創新的最好場域。台灣地窄人稠，我們唯一擁有的武器即是我們的「腦礦」；我們不怕競爭，怕的是我們自怨自艾，自悲自憐。

　　與對岸的競爭，我們要有開放的胸懷；對內，我們自己也要解放自己腦袋，有關單位宜儘快檢視過時的法令條文，鬆綁修改相關的制約，讓產業有更好的創新環境；提供創新人才的學校，更要早早揚棄升學主義的教育模式，培育產業需要的創新人才。產學更應進一步的合作，在互動中注入更多的創新思維，產學連結成一條創新鏈，有源源不絕的優秀創新人才，就是產業對外開疆闢土的利器。

　　之所以有此體會，是因為自身遭遇，感受特別深刻是也！金管會的箝制，我在前文已提過。創新的產學合作，我們早早有構想，想付諸行動，卻也不了了之，令人遺憾！

　　政大商學院case study我們公司兩次，主持個案研究的政大教授周行一與加拿大IVY管理學院的Jim hatch教授，都好奇為什麼喬美一個小蝦米公司一直有金融創新的專利產出？當時任商學院院長的周行一提出與我們公司產學合作的構想：即是政大商學院的教授學生，若有創新的構想，我們公司評估有可專利性後，專利申請的撰寫、行政流程、相關的費用等，全由我們公司負擔，待專利取得，上市施行，穫利可協商分配。

　　如此好的點子，也獲得政大校長吳思華的同意，沒想到此構想在院務會議提出，即有人大事評擊此為圖利廠商，一樁美事，產學合作可以完美演出，一開始就變了調，讓周行一心灰意冷，事情也就此完結。其實整件事只是剛開始，有構想而已，完全還沒談到穫利分配，怎知是圖利廠商呢？若產學雙方都有利，亦或對學校較有利，又何樂不為？

　　產業界有句話：專利是產業進步最好的驅動力。對於專利，美國總統林肯曾下了非常好的註解，他說：「專利制度就是智慧之火上，添加利益之油。」有利益作為驅動力，講的直白一點：校園的象牙塔內，只懂照本宣科的死腦袋即可變為活腦袋！

　　再舉一例：永松有個姪子在國立高雄大學教書，他在英國學的是專利法，很想學以致用，對專利實務多一點了解，我們建議他加入我們董監事陣容，即可了解公司專利施行的多方面實務。這好比紙上練了一身泳技，總要在大海中泅泳，與風浪搏鬥一番，才知道自己功力吧！最重要的是還可以教學相長。

　　對此構想，他詢問過學校後，就放棄了！因為申請手續三關五卡，要上簽到校長不說，學校還認為既然是產學合作，必然產業有求學校資源，所以產學合作的計劃要達一定金額，意思就是合作前提是：產業要先寫企劃書，付一定的費用。

　　產學合作的開放，美國早已行之多年，成果斐然，現下美國經濟仍是執世界之牛耳，道理也在此；就算保守的日本，一度也認為產學合作有失學術尊嚴，日本失落的二十年讓日本學術界警醒：產學合作之路若不持開放，不獨國家失去競爭力，更談不上學術尊嚴了，所以日本學術界早已改弦易轍，每個教授都以拿到產學合作的案子為榮。

　　我和永松都是經過街頭運動洗禮過的人，我們捨棄從政之路，將整個心力投諸在金融創新上，我們踽踽獨行十多年，如今仍懷抱熱血，堅持向前。我們沒想到的是，台灣解嚴後的民主改革發展，竟是如此謹小慎微，不敢大步向前；我們過去認得的一些有理想的政治人物，當年豪氣不少都變了樣，想來令人慨嘆！如今《兩岸服貿協議》當前，縱有不盡完美之處，但所有的談判，不可能好處我方佔盡，「整碗捧來」，對方讓利六、七分，我們也該謙讓三、四分吧！緣此，對《兩岸服貿協議》，我要大聲說：「yes！開放才是硬道理！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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