喬安公園

　　春雨霏霏，乍暖還寒的時節，我隨著扶輪社的一群朋友，到「後山」走春。
　　後山，花東是也。

　　是日，從台北搭乘台鐵的太魯閣號，不到一個鐘頭，眼前景色即由灰暗陰霾的台北上空，換成天青氣爽的花蓮、碧波萬頃的太平洋。空間轉換，整個人心神鬆懈，長期來被工作綁架，腦袋常處渾沌的我，感覺細胞也跟著快活敏銳起來。

　　在花蓮，眾人呼呼喳喳的吃了招牌的曼波魚餐，隨即換上遊覽車，往台東方向駛去。

　　肚子一填飽，眼皮自然就下垂，不一會兒，車上社友沉睡的鼾聲已此起彼落。眾人皆睡，唯我獨醒，無它，近鄉情怯是也。特別是車子出了花蓮市，在近郊路旁，一商家的招牌：「後山歲月」四個大字映入眼簾，更勾起我這「少小離家老大回」的滿腹感觸。花蓮是我出生地，也是我年少成長的地方。人生已過一甲子了，想起滋養我，緞鍊我人生基底的故鄉，一拖拉庫的回憶也在胸臆間迴盪、撞擊。

　　花蓮，又稱迴瀾，對土生土長的花蓮人來說，後山，才是我們對自我的家鄉親暱的稱呼。對花蓮人而言，後山，不僅代表自己家鄉，這個詞還對應另一個詞「山前」──花蓮人對台北西部的通稱。

　　我出生於花蓮富里鄉東里村，玉里初中畢業我們全家搬離花蓮，我才轉念新竹女中。小時，住在僻遠的花蓮小村落，山前，對我是陌生不可知的地方。糢糊印象中，幾次隨著母親回娘家桃園，成長於田野習於鄉居的我，每經過當時台北繁華的高樓大廈和迂迴曲折的地下道，我都會有種莫名的恐懼和迷惑。這潛藏的不適應，影響至今，雖然久居台北三十多年了，在台北我仍是個路癡，常常走呀走的，就不知自己置身何處。

　　五十年前的後山，比較起「山前」大台北地區，想當然是閉塞多了。我依稀記得隨母親回娘家，在中壢街上，隨著眾人擠在商家前看一方盒子居然有人會講話（電視是也），心中感到莫名震駭。回到花蓮東里鄉下，跟同伴分享我發現的新奇事兒，我的死黨們怎麼都不信；講起台北人穿的內褲是三角形的稱為三角褲，與我們鄉人常穿的有鬆緊帶的四角褲不同，我的玩伴們都笑翻天。

　　當時別說到台北闖出什麼名堂，連我大姊在「山前」學裁縫，二姊、三姊在桃園的紡織廠當女工，過年過節不免帶著大包小包返家，也好像衣錦榮歸似的，不少村裡人聞風而至，以欽羡的目光紛紛打探「山前」的景況，那陣子二姊、三姊的房間都好不熱鬧。因為這樣，我家成了對外的窗口，村裡不少姑娘也隨姊姊們到「山前」當女工。而在中壢公部門工作的舅舅，除了受母親之託要照顧到北部工作的幾位姊姊，連同去的村人也要一併照料。

　　父親原生地在桃園石門水庫的大坪，為何在日據時代跑到那時交通不便又算是荒僻的花蓮鄉下，經營碾米廠和木材廠？客家人的家庭，父親向來威嚴，他很少與兒女談論自己的過往。父親的種種，我是年長後才由老哥口中知道：日本殖民臺灣時，父親參加了台灣文化協會，從事地下的抗日工作，還擔任桃園大溪支部的負責人。後來他為日人所捕，坐了八個月的牢，他的小學老師吳鴻麟──即吳伯雄的伯父保了他，才得以出獄。之後，為避禍，父親便到花蓮發展。

　　在花蓮，父親也是不甘寂寞的好事之人。我們村裏蓋廟作醮，他是起頭的人；村裡有人吵架，鄰居媳婦跟人跑了，他是排難解紛的人。在我們家，還常有特別賓客甚至出家的方丈到訪。對父親社交的迎來送往，當時才唸小學的我，很難理解人事後面的來龍去脈。

　　記得永松第一次到我家，距父親過逝已有十年了吧！他看到我家牆壁上掛著一幅字：「帝國主義以宗教侵略中國」，是一外籍傳教士送給父親的，他大感驚訝。他揣度有此想法的傳教士必是左派人士，而我的父親也必是認同左派的。所以，私下他幾次慫恿我向我老哥要那幅字，我拒絕了他，因為我一向自有分際，不想卡娘家的油。誰知，老哥重新裝潢房子，我返家慶賀，發現那幅字沒了，老哥的回答卻是：「我把它給扔了。」我張口結舌的愣了半天，一時語塞，不知如何反應。這事讓我悵惘許久。

　　至於我的母親，有著客家女子堅韌的本性，勤儉持家，任勞任怨。父親主外，與叔叔一家子同住的大家庭就靠母親張羅操持。我還記得野心勃勃的父親總是要做大頭路，總是向鄰居金源叔公借錢周轉。父親豈知向金源叔公借來的錢都是來自母親辛苦積存的私房錢，只因為透過他人之手，母親的錢尚可回來，直接拿給父親，就是肉包子打狗─有去無回了。

　　在我們居住的小村，百來戶人家，大都以農為主，過的是雞犬相聞，相戶往來，與世無爭的日子。特別是我們的那個庄子，好多是來自桃園、中壢的客家人，其中又以母親宋氏的族人居多，所以村人我叫舅媽、舅公、叔公、伯公的特別多。不僅是年節，即使是平常日，村人彼此也禮尚往來，你送我一大碗湯圓，我送你幾顆家種的紅肉大柚，你嚐嚐我醃製的冬瓜，我試試你作的紅麴酒糟。

　　小時，村後聳峙的山脈與村前花東縱谷的溪流，就是我童年和玩伴們嬉戲遊樂的大場域。山上採野果、溪裡捉魚蝦是我童年最愛玩的遊戲。那時物質雖貧窮，但人人過著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」的生活，沒有比較，也自在快活。我的童年，物質雖不豐裕，日子也不曾感覺有任何欠缺。少年不知愁滋味的生活，在父親生病後，家境變艱難了，我開始感受人間的愁滋味。

　　初中畢業，同學們都去考花蓮師範，因為那時最好的出路是當小學老師。我捨去當小學老師的念頭，一心想敲大學之門，算是異數。之所以有此膽量，主要是受我的班導師徐文勳的鼓勵。我功課雖好，但自認資質普普，徐老師獨獨對我另眼相看，大概他看出我有不服輸的蠻勁吧！

　　十來歲離開花蓮的少女，四十多年過了，人生已過了四分之三，現已髮蒼目茫，我怎麼看待自己呢？當年沉浸在《咆哮山莊》、《基督山恩仇記》等小說以及金庸、古龍的武俠世界的文藝少女，沒有大才又不甘庸碌的我，我怎麼看待自己的人生呢？當初自己也曾懷抱著遠大的志向和理想啊！

　　反省起來，唸了正規的新竹女中和成功大學中文系，接受標準化的養成教育，在我的性格上內化了不少書呆子的傳統包袱和道德的框架。除此，客家母體文化在我體內產生的影響，解嚴前後參與黨外運動、婦女運動也磨練了我知識份子對某些事物的堅持，這些種種，就大抵揉搓形塑出現在的我吧！當然，潛藏在我性格底層也應有父親一生對正義感的追求吧！

　　遊覽車急急前行，我對著窗外東想西想。一幕幕倏忽而過的風景，是我曾經熟悉現在又有點陌生的綠野溪谷。直覺有話要說，我忍不住從導遊手中截下麥克風，對車內的扶輪社社友講講我年少的這段「後山歲月」，也提起自己父親年少時反抗過日人以及被補的際遇；沒想到我東挑西選的另一半，竟也是做過國民黨的牢，是冥冥之中命運安排？我的父親終其一生都想做大頭路，我的另一半永松不也是矢志不移要開創商業模式的創新大路！

　　眾人聞之有趣，忍不住哈哈大笑，我自己也覺好笑。只是憶及年少的過往、故鄉人、故鄉事，又感覺有些悵惘。席慕蓉有首詩《鄉愁》，其中的兩句是：

故鄉的歌是一隻清遠的笛　總在有月亮的晚上響起

故鄉的面貌卻是一種糢糊的悵惘　彷彿霧裏的揮手別離

這，正是我此刻心情的寫照吧！

喬美國際網路股份有限公司　鍾春蘭 特助